统治与革命的谱系学

从人类建立第一个以私有制为基础的社会开始，迄今已经过去了超过三千年。在过去的数千年来，统治这一社会技术得到了长足发展。相对应的，推翻统治的方式也得到了相应的进化。粗略来看，我们可以把统治技术分为四代。

在第一代统治技术被破解后，古希腊城邦的民主诞生了。法国大革命的爆发则标志着第二代统治秩序的过时。而以罗马尼亚革命为代表的、1970年以后发生的绝大多数革命，都是对第三代统治机构的推翻。迄今为止，除了中国这个世界上唯一掌握了第四代统治技术的国家，世界上其他所有的独裁政权要么已经被消灭、要么正风雨飘摇。下面，我将逐一介绍迄今为止我们知晓的四代统治技术，和推翻前三代统治的技术。

请注意：这是一篇谱系学作品。谱系学是一种福柯提出的文体，后世认为尼采也经常采用谱系学方法写作。这种文体的问题在于，非凡的结论需要非凡的证据，而谱系学作品所列举的历史事实往往是有限的，但试图证明的观点却是宏大的。读者在阅读时还请注意。

第一代统治技术：生物暴力

人类采用原始暴力这一形式进行统治的资料已经很难寻觅，维京海盗可能是已知最后采取这种统治技术的人类文明。不过，这一统治技术在狮群、猴群等存在明显阶级的哺乳动物社会中仍然非常常见。在这样的文明中，统治者通过个人的暴力获得并维持统治地位。只要能在决斗中将挑战者逐一打败，统治就得以维持。

破解第一代统治技术：古希腊重步兵

这样的统治实质上很容易推翻。只要等待当前的统治者生病或年老，统治者就不得不交出自己的权柄。甚至，正如霍布斯所说，自然使人身心两方面的能力都十分相等，体力最弱的人，运用密谋，或是与其他处在同一境遇的人联合起来，就可以杀死体力最强的人。

在公元前七世纪的希腊，偏重训练的军事系统得到运用，古希腊重步兵战阵逐步形成。古希腊重步兵右手持武器而左手持盾，因此古希腊重步兵仅能保护自己的左半身体，而右半部则需要战阵右侧的战友保护。荷马史诗中单打独斗的英雄人物，即便在人数相等的情况下，也无法抵挡结成战阵、分工合作的重步兵。这样，个人勇武不再能左右战斗的结果，其重要性让位于训练和战友的默契。由此，凭借原始暴力进行的统治便难以维持下去；任何可以结成战阵的人都可以威胁统治者，要求相应的政治权力。作为结果，公元前六世纪初，雅典执政官梭伦开始了民主改革的尝试。在公元前480年，所有重步兵以外的兵种都被排除出战阵，古希腊重步兵军事系统达到其巅峰。大约十年之后，执政官厄菲阿尔特推动了进一步的改革，最终使得古希腊的民主制度在公元前460年开始了它的黄金时期。

第二代统治技术：经济暴力

公元前338年，在喀罗尼亚战役中，马其顿方阵战胜了古希腊重步兵，也终结了古希腊的民主制度。马其顿方阵战术在发展至巅峰的重步兵战术的基础上，加入了初生的重骑兵战术。当时的马其顿人所不知道的是，在未来的两千年，重骑兵都将是战场上决定性的力量。

重骑兵能够战胜重步兵，是因为其对马匹的使用和护甲的发展。虽然都被称为“重”，但是，重步兵的护甲远不及重骑兵。从古至今，重步兵往往只在胸腹、头等关键部位着甲，而只有装备了全身甲的骑兵才有资格被称为重骑兵，否则都是轻骑兵。在面对多人围攻时，重甲骑兵可以凭借全身甲被动抵御威胁，从容地发动攻击；而只有盾牌和胸甲的重步兵不得不全力挥舞盾牌，疲于防御而无力反击。重甲骑兵在面对以草叉为主要武器的农民起义军时，以一敌百既非神话，也非修辞。

从最根本的角度来看，马匹的使用提升了人的负重上限，使得骑兵可以负担更多、更沉重的武备。而这意味着更加骑兵强大，但也更加昂贵。在古代，每个重骑兵都需要至少二十个全职劳动力的供养，这使得骑兵数量较之步兵锐减。与此同时，加之马上作战的技术特征，重步兵战阵对配合与训练的强调重新被单打独斗和对个人勇武的崇拜所取代，由此诞生了骑士文化。

这种建立在盔甲和马匹上的统治比起单纯依赖个人勇武的统治稳定得多。一方面，个人的天赋比起装备优势来说不值一提，统治由此变得稳定；拥有一套家传的盔甲便可以成为世袭贵族。另一方面，稳定的统治与剥削使得领主始终具有经济优势，只要不全部挥霍于享乐，就可以维持绝对的武备优势。这形成了一种稳定的正循环，使得农民起义变得十分困难。

在古代中国，虽然因为地理原因重骑兵并不普遍，但是商鞅为首的法家同样发现了经济统治的秘诀。成书于公元前3世纪的《商君书》写道：“民强国弱，民弱国强。治国之道，首在弱民。”固然重骑兵的缺位使得东方贵族的个人武力比不上西方同行，但是只要通过统治削弱民众的经济力量，就同样可以维持绝对的暴力优势，并由此稳固统治。

如果将所有重步兵都称为贵族，就会出现贵族数量超过平民数量的奇观，因此古希腊被迫发明了公民的概念；但是，重骑兵极其有限的数量，使得把重骑兵当作统治阶级变得可行。在8-11世纪，“骑士”逐渐从单纯的军衔变成了贵族头衔。需要注意的是，在这一统治阶段，统治者由酋长个人变成了一个“贵族”这样一个群体。在一日可达的区域内，往往会有复数个骑士。但是平民和贵族的数量级差距，使得我们仍然不能将统治阶级内部的争斗与协商，如1216年英国国王在教会压力下颁布的《大宪章》、成立的由贵族组成的议会，称作一种民主。

破解第二代统治技术：火枪

英国的民主要等到1642-1651年三次血腥的内战，以及1689年的光荣革命后才得以确立。1642年10月23日，英国内战中的第一场会战刀锋山之战打响。此战中，保皇党的军队有着贵族组成的优质骑兵，而议会派军队的骑兵不过是曾经的骑士扈从和杂役。但是，凭借由市民阶层组成的火枪手队列，双方竟打了个平手。自此，重装骑兵不再能对战争的胜负起到一锤定音的作用。

随着火枪的不断改良，自17世纪到19世纪的三百年间，注重纪律性的线列步兵军事系统再次击败了滋养了骑士文化的重骑兵军事系统。技术的进步使得火枪的威力很快超过了骑兵护甲所能承受的极限，并且使得火枪的价格低得足以人手一支。此外，火器的轰鸣和巨大的伤亡会给予士兵极大的精神压力，因此由军饷支撑的职业军队或是雇佣兵往往比不上为保卫家乡而战的民兵。在这一时代，民兵队伍取代了骑士老爷，成为了武力的巅峰。1789年成文的美国宪法第二修正案写道：“纪律良好的民兵队伍，对于一个自由国家的安全实属必要。”

作为暴力掌握者转变的结果，在这一时代，政治权力也从自备盔甲与马匹的贵族转移给了民兵队伍的成员——即有产的（白人）男性。

对第二代民主的进一步改良：工业

实际上，虽然骑兵的作用在17-19世纪被大幅削弱，但是真正标志着骑兵覆亡的战役，要等到1939年纳粹德国入侵波兰。在克罗加提战役中，挥舞着马刀和长矛的波兰骑兵被德军装甲车的机枪火力击溃，而德军几乎没有伤亡。在德军熟练运用机动装甲力量之前，固然骑兵不能在正面战场与步兵交锋，其无与伦比的机动性仍然令其有一席之地。

不过，在17-19世纪，骑兵的继续存在并不意味着贵族的继续存在。在工业革命后，马匹的饲养与选育成为了一种工业，成为了一种科学。大规模的工业化标准化马场取代家庭农场成为了军马的主要来源，骑兵的其他武备也由政府统一采购，使得骑兵也对大众开放了——准确说，对所有有产男性开放了。

但是，随着科技的发展，热武器变得越来越复杂。军事工业这个词汇在19世纪开始越来越频繁地被提及。在20世纪初的两次大战中，一方面，许多男性从工厂离开走上战场，甚至永久地留在了那里；另一方面，动力工具（如电动螺丝刀）在工业生产中得到了普及，使得大量妇女走进了工厂，特别是军工厂。1943年，给B-17轰炸机打铆钉的“铆钉工罗西”成为了著名的文化符号。作为女性参与军事工业的结果，在许多参与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民主国家中，女性都获得了曾独属于男性的投票权和其他政治权力。这使得第二代的民主制度首次覆盖了社会中超过一半的成年人，成为了真正的民主。

第三代统治技术：系统暴力

如前文所述，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军事工业变得越来越复杂，供应链变得越来越长。苏联解体后，当黑海造船厂的船长被问及需要什么才能将瓦格良号航母完工时，他回答道：“苏联、党中央、国家计划委员会、军事工业委员会和九个国防工业部、600个相关专业、8000家配套厂家，总之需要一个伟大的国家。”

军事工业的复杂性意味着，组织能力成为了武力的决定因素。如果统治者可以通过法律、道德、或者利益将少数国民组织起来，且余下的多数国民的组织能力有限，统治者就可以维持统治。美国宪法第二修正案在现代经常受到这样的批评：很难想象仅持有步枪的民众可以击败装备着坦克和飞机的美国军队，如果美国政府不再能代表人民，很难相信民众的持枪权可以赋予民众推翻政府的能力。

与军事工业的复杂化同时发生的，如福柯指出的，是话语与规训的极大扩张。不如说，是19世纪末话语与规训的扩张允许了政府组织能力的提升与军事工业的复杂化。在20世纪初，美国政府的财政支出占GDP不到10%，但是到了21世纪，其财政支出已经达到了GDP的30%以上。在当代，就连饮用水和空气都是政府管制的对象。

这种管控的结果是一种扭曲的自由市场：所有人都为了自身的利益行事，所有人都不认为自己除了养家糊口外做了什么特别有意义的事情，最终却使得政府的意志得以贯彻。二战结束后的纽伦堡审判中，许多嫌疑人以“仅仅是执行命令”或是“与结果并不直接相关”为由抗辩。纳粹政府精妙地引导了社会的结构，使得每个人除非做一点微不足道的恶，就无法维持体面的生活。

对第三代统治的破解：良知

军事工业复杂化的另一个后果是对受教育人才的需求急速增长，军队和政府内部充斥着知识分子。高等教育不一定激发人向善，但却一定能鼓励人思考，使得人可以正确地将内心原始的情感进行抽象，并应用到现实之中。特别地，两次世界大战带来虚无主义，以及福柯在知识分子之间掀起的后现代主义浪潮，使得权力话语的效力在知识分子中逐渐下降。其代表是二战70周年之际，NHK街头采访中一位日本青年的言论：“要人民为它而死的国家，就让它灭亡好了。”

与此同时，工业的发展使得绝大多数人的基本物质需求得到了满足。到了20世纪后半叶，在那些有足够工业能力维持一支足以自保的现代化军队的国家，社会的主流人群都可以轻松地维持温饱以上的生活标准，基础的温饱不再被认为是政府的恩赐，而是自然而然的东西。根据马斯洛需求层次模型，这使得那些知识分子开始追求物质满足以上的东西。

以上两个变化带来的后果，就是在对抗人民起义的战争中军队变得愈发不可靠。1989年12月21日，面对罗马尼亚人民的抗议，独裁者齐奥塞斯库要求军队出兵镇压，但是国防部长米列亚坚持“人民的军队为人民”，拒绝齐奥塞斯库的命令。类似地，在1974年葡萄牙康乃馨革命、1989年捷克斯洛伐克天鹅绒革命，以及许多发生在二十世纪后半叶的工业化国家的抗议、示威、以及革命中，军队或是明确拒绝执政者的镇压命令，或是有部分直接参与到了革命中去。而在一些半工业半农业国，例如1989年以悼念胡耀邦为导火索的示威运动中，虽有如第38集团军指挥官徐勤先少将等许多军人抗命的例子，但大部分军人在此次事件中仍然服从了镇压人民的命令。

第四代统治技术：信息暴力

工业化把人们从农耕活动中解放出来，也把人从乡土社会中剥离开来。现代化的交通与通讯，一方面使得人们得以通过它们了解更广阔的世界，也使得人们只能通过它们了解世界。1994年，六四事件爆发五年后，中国接入国际互联网；而紧随其后的，就是对互联网信息的管制。梳理这一管制的发展历程是过于庞杂的工作，但总的来说，这一系统通过扭曲信息，力图使得有着朴素正义观的人通过“自由思考”，能够得出统治者期待之中的结论。信息被扭曲的方式多种多样，其中一些来自统治者有意的操纵，另一些是人们出于系统暴力，为了自身的利益而做的有意无意的扭曲，还有一些，则是由于信息发布者自己也真诚地相信着一种错误的理解。比如，南风窗曾宣称卫报报道“乌克兰炮兵”制造了布查惨案，但卫报原文是“Russian Artillery”（俄罗斯炮兵），这显然属于有意的操纵。再比如，央视曾报道荷兰援助乌克兰“一枚电池”，其原文是多义词“battery”，既有“炮兵连”的意思也有“电池”的意思。这大约不是有意的操纵而只是英文水平有限，但是，在完成后没有怀疑自己译错了、没有翻词典复查，这说明译者真诚地相信着西方不愿援助乌克兰。后者比前者更危险，因为和后者不同，前者在翻译时多少会感到良心不安，而如上一段所述，而良心不安是对第三代统治技术的唯一破解方法。不过，更危险的是，因为自己也长久浸泡于扭曲的镜中世界，有些人出于一种目的论，在进行有意的欺瞒时也不感到良心不安（即，“骗你是为了你好”）。作为结果，统治者可以轻松地将维持其统治与维护正义渲染为同义词。或者我们也可以说，第三代统治技术通过给予军队物质奖励来维持统治，而当人们的物质需求被基本满足，第统治通知技术通过给予军队精神奖励来维持统治，尽管在外界观察者来看这种精神奖励是一种欺骗。

迄今为止，我们尚未发现对第四代统治技术的破解方式。很多人相信，第四代统治技术维持统治的代价是对科技创新的扼杀，这导致运用第四代统治技术的国家最终会失去抵御外敌的能力从而覆灭。不过，验证这样的猜想，或许还需要一代人的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