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政府打电话

在我不长的18年生命里，我曾三次给政府打电话。这个次数多吗？如果对比我和友人通话的次数，必然是极少的；而如果以其他中国人给政府打电话的次数为标准，必然是极多的。我想，很多人或许会疑惑：小屁孩没事给政府打电话做什么？今天，我就来聊一聊这三次给政府打电话的经历。

第一次给政府打电话，是因为路边的污水井往街面上流脏水。这井盖既不在我家楼下，它淌出的脏水也没有脏了我的鞋底。我不过是成百上千个路人中极其普通的一个罢了。我先是给环卫部门打电话，对方称应找市容部门；市容部门声称应当找给排水集团。最终，给排水集团详细地询问了现场的情况，并表示将尽快派人解决。我欣然离开了。

很多人遇到这种情况，会想：我不打电话，也会有别人打电话的吧？仿佛这样想，便可以说服自己的良心，便能够阻止他人批评自己“冷漠”。老生常谈的一句话是，你这样想，他这样想，所有人都这样想，那这井盖会漏到什么时候？若是天气相宜，我会骑自行车回家。在去年秋天的某日，我留在学校直到天黑。回家路上我注意到，途中有一段路的路灯是坏的，不亮。由于骑行时不方便打电话，我便没有立即向路政部门汇报这件事。回家之后杂事颇多，就将其抛之脑后了。今年春天我又有一次在夜间通过那条道路，路灯竟仍是坏的！要是因为司机看不清路面而发生了交通事故，无数次经过那条路的你我，是否会因此而怪罪自己呢？

第二次给政府打电话，是为了注销我的橙光游戏账号。它带给我的启示与第一次类似，这里便不再赘述。

第三次给政府打电话，是由于学校逼迫毕业生送礼。我情愿感谢老师，而礼物也不重，一幅淘宝上买来的十字绣，平摊到每个毕业生头上不过是49元钱。但我不愿意的，是被逼迫送礼。具体来说，学校先是寻了一个学生X，然后让这个学生X买礼物、收钱。我起先并不认识X同学，是通过代为收钱的班长知晓这件事的。我先是给市教育局打电话，对方给了我区教育局的电话。我拨通了电话，阐述了情况。对方说“毕业生给学校送礼，是情理之中…”于是我按下了录音键，说到：“这段通话已被录音，您刚刚说的是什么？我没听清，请重复一遍？”后来对方改了口，表示会严肃调查。最终，同学们的钱被退还了。

我可以理解其他交钱的同学的沉默。因为，学校是一个有能力摧毁你三年高中生涯甚至影响大学录取结果的“权力机构”。但整件事情里最令我愤怒的，是同学X的表现。我一开始不过以为他是一个被学校逼迫的可怜人罢了，在对方添加我的微信后，我试图索要进一步的证据来使我的举报更加可信。而X同学上来先是一句“我懒得跟你解释了”，又接了一句“我直接找老师解决了”，一副以老师作为后盾的嘴脸；这使我不禁想到了满口都是太君长太君短的汉奸。他好像觉得，为霸凌者做事，便可以获得利益；但他忘了，他本身就是霸凌的受害者。当然，我的愤怒无济于事。考虑到中国的国情，秉承如此行为准则的他甚至有可能过得很好。但至少，这一次我阻止了他的恶行。

以上就是我迄今为止给政府打电话的全部故事了。政府虽然有些踢皮球的味道，但事情最终都得到了圆满的解决。我很开心。

我希望大家能多给政府打电话，虽然我找不出任何的证据来证明做一个冷漠的看客甚至是助纣为虐者会给自己带来利益上的的损失。但至少对我自己来说，多打一个电话的话，自己的良心，也就会多安一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