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点随想。

冬日下午的暖阳，从巨大的玻璃幕墙中射入，再经由一根挂着钟表、由玻璃覆盖的方形承重柱的反射，斜斜地打在我的手指上，继而在键盘上映出变幻的阴影；许久未清洁的屏幕也映照出指纹和水痕，给这篇尚未完成的文章镀上了一层金箔。

我双手指指相扣向上伸展，打了个哈欠。环顾四周，正前方是一排排灰色座椅；中间夹着两根突兀的海蓝色三角形立柱，上端镂空的白色灯箱显示着：E07。这里是首都机场T3航站楼，国际出发候机厅。不知在何处的音响播放着古典音乐，与清脆的键盘敲击声混合。远处，吱吱呀呀的机械撞击声；近处，背后一个男子操着粤语轻声地打着电话。

这一切的一切，构建出仿佛日式轻小说一般的场景：温柔，而缓慢。

我又打了一个哈欠。我多么希望，岁月就这样温柔下去啊。保持这样玩玩闹闹混混沌沌的状态，我大概可以成为一个收入不错的中产。安安分分地读一所大学，找一份自己喜欢的普通工作，吃着爆米花看岁月变迁，看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直到被车轮扬起的尘埃淹没，而我也变成历史中的一缕尘埃。

可使得我坐在这样一个温柔的地方的原因，一点也不温柔。我是去考SAT的。我渴望进入一所顶尖的大学，站在时代的前沿，成为历史这架马车的一个车夫。我自认有些超过常人的天赋，但这条路并非只有天赋就可以走通的。我必须凶狠地战斗，耗尽每一丝力气。

我的这个年纪，正是中二病的高峰期。之前刊载在这个博客上的文章，也尽是写鼓吹凶狠努力之激情演说。我很清楚我努力的程度达不到我的目标，但是却已然感到疲累。

我向窗外望去。是一架双层的大型客机，一高一低两条廊道中间夹着的，是远方的砖红色公寓楼——轻微的雾霾使我看的不太真切。里面住着千万个普通人。按照我之前的论调，他们的生命毫无意义，因为百年后将无人能出示他们曾经活过的证据。

可是，当我坐在地铁上时，我常常盯着对面的人看。或是低头玩手机，或是睡觉，又或者怎样怎样。他们的脸庞、体态和着装各不相同，其中有些与其他人格格不入。每当这时，我总会想：这些与其他人格格不入的人的人生里，究竟有什么独特的经历呢？我不知道。

我只是个过客。

还记得某次与朋友结伴旅行，躺在旅店的床上关了灯闲聊。不知怎地，开始讨论起来各自喜欢的人。朋友开始讲述一个很长很长的故事，渐渐情绪失控，开始哭泣、开始喊叫。忽地，又沙着嗓子问我：你睡了吗。我没回答。我保持着沉默——或者你们可以理解为装睡。第二天早上，两人均表现如常，仿佛昨晚上什么也没发生一样。

我仍是个过客。

很多人有处男/处女情节。知乎上某忘了名字的答主说，每一次我想到他不是处，都会脑补他和他的前女友的故事，这使得我几乎发狂。即便是厮守一生的情侣，其实也无法和对方共同度过生命的前十几二十年——这大概就是青梅竹马的故事永远如此动人的原因吧。

我永远是个过客。

生不带来，死不带去。我们永远铭记马丁路德金，可是对他本人有什么用呢？就像FAST正式运营前夕离世的南仁东老爷爷一样，他死亡时是否会感到遗憾？作为半个理想主义者，我或许会回答：不会，因为他为他的理想尽了全力。

上次演讲，反驳“天文学无用论”时我的开头是这样的：有人说，中华民族是世界上最务实的民族。但今天，我想说，务实并不总是一个褒义词。我不知道我该怎么描述我的情感。我在小学的时候希望成为一个建筑师，原因是每当我看见我设计的建筑，总能感到一阵自豪。

可是，我真的能见到我设计的“建筑”吗？

说真的。宏大的理想或许特别能鼓舞人，但是当黑夜到来躺在床上，有时真的会不太开心。台湾人有个词叫小确幸，有些大陆网民认为台湾如此流行小确幸的原因是小国（地区）无法像中国一样追寻宏大的叙事，只能用小确幸聊以自慰。可是正如NHK战后七十年特辑中说的一样，1990年经济崩溃前的日本，是经济复兴的奇迹，但那些每天加班到很晚的一般会社员真的幸福吗？《Legal High》中古美门研介的扮演者（原谅我忘了他的真名）的回答是否定的。

我曾经鄙视内容消费者而赞美内容创造者，觉得那些吃着爆米花看电影的人都是垃圾，都是同质化、没有灵魂的垃圾。可不得不承认的是，无论是肥宅快乐水还是什么别的工厂生存的同质消费品，真的能提升人们的多巴胺水平。

对于一些人来说，做有意义的事情，能够驱动快乐的产生。但是除了做有意义的事情之外，就没有其他产生快乐的东西了吗？说到底，我之前在不要沉默（一）：去活着 中“不做有意义的事情，对于世界来说就没有活着的意义”的观点，其实并不完整：我为什么要活着？世界认为我活着有没有意义和我愿意活着之间的联系是什么？

目光转回开头提到的砖红色公寓楼。现在，里面有大量毫无意义的多巴胺。

所以值得我追求的到底是什么？意义？还是多巴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