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原为语文作业“赏析《鼠疫》的文学技法”而作，后被批评不符合作业要求。虽然本文并不是如之前刊载在博客中的文章一样发自肺腑，但同样有大量精力倾注其间。故而废物利用，在这里将之贴出，博诸君一笑。
1957年，加缪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其获奖评语为“他的重要文学作品透彻认真地阐明了当代人的良心所面临的问题。”《鼠疫》全篇使用大量象征手法，通过一场虚构的鼠疫折射出人类社会在面对灾难时的千奇百态。
在1955年加缪写给罗兰·巴特的信中写到，“我认为对《鼠疫》的解读应该是多层次的，但书中明显含有欧洲抵抗运动反抗纳粹主义的内容。”而在1942年11月11日加缪的日记中也曾把纳粹比作“老鼠”。因此，《鼠疫》一书中最为主要的象征手法便是使用老鼠和老鼠带来的鼠疫来指代纳粹和纳粹的高压统治。
当第一只老鼠死去时，门房仅仅感到奇怪；当死去的老鼠越来越多时，市民不过作为谈资；当第一个人死去时，政府仍然拒绝行动。作为拥有上帝视角的读者，我们不禁为书中的人物感到着急：鼠疫的征兆已然如此明显了，还在等什么呢？然而在历史上，从1933年国会纵火案起，至1939年波兰战役止，包括英国首相张伯伦在内的很多人的确对纳粹的扩张视而不见。“在每个医生只掌握两三个病例的情况下，当然没有人会想到采取行动。其实只要有人想到把这些数字加一加，就会发觉总数是惊人的。”与伤痕文学不同，《鼠疫》并没有花费大量的篇幅控诉纳粹在二战期间的暴行，而是着重讨论了人们应当如何面对一场灾难。这种普适的关怀使得《鼠疫》拥有了永恒的现实意义。只要人性不变，社会结构不变，鼠疫中描写的故事必然一次又一次地出现。
灾难发生了。然而大多数的普通市民，由起初的恐惧和不安，渐渐转变为了循规蹈矩和任由摆布。让我们对比两段描写：“在我们这座小城市中不知是否由于气候的缘故，这一切活动全都是用同样的狂热而又漫不经心的态度来进行的。这说明人们在那里感到厌烦，但同时又极力使自己习惯成自然。”(第一章)“自己和朋友们身上滋长着一种满不在乎的奇怪心理……这些人在这以前，对一切有关鼠疫的消息一直都十分关切，然而现在他们却置若罔闻。”(第十九章)灾难到来前人们的生活是机械的、空洞的，灾难到来后亦是如此。这难道就是加缪想要表达的存在主义哲学吗？
同样面对麻痹的人们，鲁迅期望能够唤醒他们，而加缪则选择了承认。但这并不是说加缪放弃了反抗。实际上，不难从加缪对叙事视角的选择看出，在承认大多数人的无意义的基础上，加缪流露出了对里厄医生在内少数人的抗争的赞许。尽管在小说正文中加缪“竭力避免”向读者传递“一些无中生有的想法”，但在小说的结尾处，加缪用深情的笔调写出：“他之所以要这样做（叙述这个故事）是因为不愿在事实面前保持缄默，是为了当一个同情这些鼠疫患者的见证人，为了使人们至少能回忆起这些人都是不公平和暴力的牺牲品，为了如实地告诉人们他在这场灾难中所学到的东西，并告诉人们：人的身上，值得赞赏的东西总是多于应该蔑视的东西。”
加缪虽然选择了医生作为叙事视角，但是却模糊了鼠疫的技术细节。加缪通过反复的描写和对话，渲染了一种仿佛被捏住心脏一般的无力感。这种不断涌来的无力感压迫着读者的呼吸，逼问着读者的良心：你应该做什么？你又会做什么？
随着后现代主义的流行，《瘟疫公司》《GTA5》等以破坏和犯罪作为主要题材的作品正逐渐被接受。但《鼠疫》以其独特的视角，时刻提醒着人们危机尚未离去。加缪安排科塔尔在鼠疫结束后死亡，并不只是对科塔尔的讽刺，更是对欢庆的市民的警钟。
（有删改）